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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的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进城后异地中考希望仍渺茫

 

罗斯高先生披露了一个刷爆朋友圈的数据——贫困农村有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而全国358万名到城市就读初中的农村孩子,要想顺利的就读高中,希望也是极为渺茫。

我们也整理了一组数据,从中可以一窥离开农村后,流动儿童参加异地中考遇到的阻碍:

北京的高中在校生人数,2005年-2015年,从27.8万下降到了16.9万(其中非京籍学生不足1.5万人),减少了约40%;

上海的高中和初中生在校生人数,2004-2015年,从80万下降到了57万,减少了约30%;

2016年广州的3.4万名非穗籍中考生,只有4000多个公办高中名额,机会约为13%;

2016年深圳的3.6万名非深籍中考生,只有9636个公办高中名额,机会约为24%。

换句话说,广州有87%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公办高中,深圳有76%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公办高中。

 
 

早在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研究制定进城务工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2011年起惠州等地开始尝试放开随迁子女异地中考,到2012年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至此,2013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异地中考“元年”。

“异地中考”虽已开展多年,且除天津仍只允许非本地户籍学生报考中职外,绝大多数的城市已向符合一定条件(三年当地学籍加父母居住、工作证明等)的随迁子女开放了普通高中的招录,但是总体来说还有三大障碍:

1、通常来说报考普通高中的门槛较高;

2、且参加考试之后与本地考生相比录取到公办高中的比例也低很多;

3、部分地区将重点高中名额分配到校,非户籍考生却没有获得参与“指标生”考试的资格。


一、高报考门槛

在特大城市中,天津至今未开放非本地户籍考生参与普高的招录,只允许随迁子女报考中职。而北京、上海两个一线城市的随迁子女报考普高门槛较高:北京的外地考生,其父母须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而上海的随迁子女,其父母的居住证积分需要达到120分以上,才能参加普通高中招录。

这两个一线城市的报考门槛,对于大量的学历不高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要达到要求并不容易,尤其是北京市工作居住证,除了学历、收入外,工作单位也有严格限制。而且一旦在孩子就读初中的三年间,只要居住证、社保中断过,就基本上与普高无缘了。

但是,北京和上海设立那么高的门槛,真的是教育资源紧张的缘故吗?事实上,最近几年北京的高中学位远远少于历史高峰期。

北京的高中在校生人数,2005年-2015年,从27.8万下降到了16.9万(其中非京籍学生不足1.5万人),减少了约40%(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6》)。

从下图可以看出,如果现在北京的高中学位数恢复到2004年和2005年的高峰值,接纳非京籍考生完全足够。

上海也存在类似情况。从《上海统计年鉴》可以看出,最近30年,上海的初中和高中在校生人数峰值在2004年的80万人,到2015年减少到了57万。

二、低录取比例

相对于北京和上海来说,另外的两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非本地户籍考生报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这两个城市采用了事先确定好随迁子女录取比例的方式来限制随迁子女报考当地公办高中。

2013年广州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2014年至2016年过渡期间,公办普通高中招收非政策性照顾借读生不超过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8%;2017年起,公办普通高中招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不超过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8%”。

图:2016年广州市中考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考生情况对比

虽然只有8%的名额开放给随迁子女,但是2016年却有30%以上非本地户籍考生参加了广州市中考。广州市招考办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广州报名参加中考的考生有105166人,其中,本市户籍考生71589人,非本市户籍考生33577人。而广州2016年公布的公办高中学位数为55178个,按照8%的公办高中学位比例,最终只有约4414名非本地户籍考生有机会入读公办高中,即33577名非本地户籍考生中仅有13%的人能成为幸运儿。

尽管广州的异地中考竞争异常激烈,2016年广州的公办学位却是在减少的:今年高中阶段招生学校总计划114139个,比去年减少4614个;高中计划中,公办高中学位55178个,较2015年反而减少1604个。

根据深圳市教育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考报名人数中,53.5%为非本地户籍考生,约3.6万人。而从深圳市教育局网站发布的《深圳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1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之附件《深圳市201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中,我们可以计算出2016年11所市直属公办高中一共招收考生9636名,其中D类考生(根据深圳市教育局政策,A类为本地户籍考生,C类为政策照顾类考生,D类为非本地户籍考生)名额仅为2295名,约占24%。


三、“指标生计划”排斥流动儿童

教育部早在2002年就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首次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招生名额分配制度”。设立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择校热”的问题,让薄弱初中的学生也有较大机会进入当地的优质高中。江苏省是全国较早开展“指标生”计划试点的省份,并且自始至终对随迁子女开放。2014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善操作办法”。

众所周知,中央政策要落实到地方,需要一个个红头文件。所以尽管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可能,积极稳妥地推进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指标生”计划在各地仍慢慢沦为排斥随迁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手段。

根据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的《深圳市2016年指标生分配改革试点高中学校指标生招生计划》,除了深圳市石岩公学(公办班)招收的120名指标生并不区分ACD类外,D类考生的指标生名额仅为2792,仅占总的指标生名额(减去深圳市石岩公学招收的120名并不区分考生类别的指标生,总额为10805人)的25.84%。

这场“数字游戏”背后,可以看到国务院《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所提出“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在地方完全不被当一回事儿,异地中考问题仍出在“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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