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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坐落在广州市中心的“厂房学校”

 

这里是广州员村,一个距离广州塔仅6公里的城中村,6.6万的流动人口在这里生活;这里有11所小学,其中5所是民办学校——2所中英文国际学校,3所“打工子弟学校”。

这是一所由厂房改建的学校,70%的教师是大专学历,教师工资每个月只有四千块钱,这所学校为932位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

图文|赖蕙敏 蒋梦筱 邝心怡 田格凡 毕一凡

编辑丨 孔令旖

排版丨胡馨文

 

要不要转学回湖北老家读书,文君心里还没底。

文君是新蕾学校四年级的学生。她所就读的新蕾学校是一所开了22年的打工子弟学校,共有938位学生,其中932个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流动儿童”。

尽管还没到需要升学的年级,离别的情绪已经在班上蔓延,班上同学开始互相打探是否转回老家读书。

回,抑或不回,是横亘在这个班54个孩子面前的艰难抉择。回去,意味着离开父母,留守家乡;留下,意味着高价学费,有限的公立学校学位。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班注定是“不完整”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呈现一种“年级越高,人数越少”的特点。以新蕾学校为例,目前一、二年级分别有5个班,到五六年级只剩下每个年级2个班。

还没长大,就要体会离别的痛苦,是新蕾学校孩子们的常态。

站在新蕾学校主教学楼三楼,就能将整个校园尽收眼底

 

“厂房学校”

文君就读的新蕾学校在广州市中心的一个城中村,这里距离广州CBD——珠江新城仅隔两个地铁站。从校门口往外远眺,可以看见不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广州的打工子弟学校分布在各个“城中村”内。村里,四面八方的人来到这里讨生活。他们通常居住在黑压压一片的低矮民房里,楼道昏暗拥挤,墙壁上贴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这里,杂乱的环境和城市的规则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新蕾学校门面不大,总共有三栋楼。如果不是校门口飘扬的五星红旗,路过的人常常会忽略它的存在。90年代,村里的人按厂房的设计建造这栋房子,一经建成,便被新蕾教育集团相中,租用至今。课室和厂房的设计难免有所差别,即便经过改造,有的难题还是无法避免:许多间课室都较为封闭,仅在讲台后方开着两扇小窗。侧边没有窗户,采光、通风都不足,白天也要开灯照明。

学校操场是位于一栋楼楼顶的“空中操场”。操场是水泥地,有两条跑道,空余地方摆放着两张乒乓球桌,一侧网栏上贴着“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字样。

学校的“空中操场”

 

另一栋楼的一、二、三层是课室,第四层被用作教师宿舍。所谓的“宿舍”其实是一个铺位,整个楼层被分隔为不同的单间,床是上下铺的,“就跟大学宿舍差不多”,一位年轻的老师介绍。宿舍外墙年久失修,部分墙皮剥落,裸露出灰色的水泥。宿舍一旁的空房里,废弃的课桌椅垒到了天花板。

学校附近一家废弃的玻璃厂是学生们课后玩乐的天堂。废旧厂房存在安全隐患,老师们三令五申禁止学生到玻璃厂玩耍,学生们还是喜欢“勇闯禁地”。老师们想了个办法,凡是去“玻璃厂”的学生都要罚写检讨,张贴在课室后门,可这依旧制止不了孩子们蠢蠢欲动的好奇心,检讨书贴满了一整扇后门,孩子们故作深沉的稚嫩语气跃然纸上:如果我再私自去玻璃厂,将天打雷劈,万劫不复!

创校以来,为了保障师生们的安全,新蕾集团多次“自掏腰包”翻修学校墙体。

校长周显琴时常感叹办学不易,“民办学校毕竟需要靠盈利来改善,教学条件有限。公办学校有国家投资,差什么直接写个报告,查实就去办。”

第四层的教师宿舍没有阳台,老师们只能把衣物晾晒在走廊

 

第一间正规的“打工子弟学校”

周显琴在新蕾学校做了7年的副校长,10年校长。1997年,社会兴起公务员辞职下海潮,在四川老家教了16年书的周显琴也想出门“闯一闯”,向学校递交“停薪留职”申请,来到珠三角。

初来乍到,周显琴想下海经商,转行做生意,东找西找,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恰好一位他曾经的学生,介绍他到新蕾学校做老师,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到学校面试。试讲一节课后,学校通知他录用,每月700块钱,比老家每个月300块工资多了400块。

他刚到新蕾学校任教的第一年,也是学校刚创办的第一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广州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出现打工子弟学校。

1992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制定了《广州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首次用政策法规形式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宽松的政策环境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提供沃土。1996年,新蕾学校搭上政策便车,成为首间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社会力量办学全日制学校。

创办之初,学校操场还是一下雨就湿漉漉的泥地,课室没有多媒体设备,只有简单的桌椅板凳黑板,老师数量不足,低年级的班级有时需要老师“包班”教学,即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的所有课程。

不过,广州的打工子弟学校校舍条件与同期北京、上海相比已经优越得多。90年代,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多被称为“菜地学校”,菜地旁边搭起一些简易棚户就是一所学校。而彼时,广州的流动儿童已经可以坐在水泥教室上课。

1996年,学校风风火火地开了起来,第一年招生,新蕾学校招了200多个学生。

下午放学,两个学生收拾书包走出课室

 

招生“争夺战”

在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们的记忆中,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展开一场倾巢而出的招生“争夺战”。

这场“战役”的主战场是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在夏季漫长的广州,一年里最热的八月份也是“争夺战”最激烈的时候。酷暑时节,各间学校的老师早早结束暑假,返回学校,三两个人结成一队,拿着印有学校名字的牌子、宣传资料,搬两套课桌椅,在各大菜市场门口摆摊宣传。

通常几所民办学校摊位会连在一起,“家长们最关心的无非是一个学费,一个中午能不能托管,然后教学质量”,一位曾经参与过招生的老师介绍。有些新来的老师还会挂着学校宣传板,骑车在村里晃荡,帮学校宣传招生。随着生源逐步稳定,这种“菜场招生”的方式逐渐被学生家长“以老带新”的方式取代,“就好比是老顾客再为我们学校打口头广告”。

黄岚在新蕾学校任教了12年,此前她在老家茂名公立小学教了九年。

在这里,黄岚明显感觉到两所学校教师的差异,“公立学校老师位置和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位置不太一样”。

一次,班上有个学生从外地转学进来,学籍还在老家,黄岚心急打电话给家长,劝其尽快把孩子学籍转出,否则影响孩子升学,家长置之不理。于是,她只能亲自到学生家里家访,家长却责怪黄岚管得太多,“我的孩子到民办学校读书,我要去哪个学校读都可以,随便我爱去哪里读就去哪里读”。

类似这种以“顾客”身份自居的家长在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少见。祝华是黄岚的同事,她表示自己也遇到过一位“蛮不讲理”的家长,认为孩子进了学校,什么事情都是学校的责任。有时孩子在家不听话,作为班主任的她也会被埋怨“是老师教得不好”。

“其实我感觉私立学校的老师比公办学校的老师干得更难、更累,他们给我们气受了,我们只能承受。”祝华无奈说道。

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招聘过程和公办学校老师类似,都需要经过递交简历、面试、试讲等环节,最后录用。但是,教师薪酬由出资方支付,合同每年一签,校方购买社保。

“公办学校的工资待遇应该是民办学校的两三倍,假如民办学校一个月教师五千,公办起码一万五,我们也是这样,除了社保也就三四千块。”周显琴知道,工资低就意味着招不到好的老师。新蕾学校目前共有44名教师,本科毕业的有14人,其余的均为大专学历。

放学后,学生们搭校车回家

 

缺位的公办学校

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着民办教育的发展,天河区从1996年的1所民办学校发展到现在的46所。仅2017年,广州市登记在案的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近63万人,其中只有42%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这也就意味着,每10个流动儿童里,有6个会在民办学校读书。

然而,民办学校发展再蓬勃,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只能承担“辅助”作用。2001年,中央确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两为主”原则,即“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也就是说,解决流动儿童上学难问题,流入地的公办学校承担主要责任。

尽管广州是最早出现、最早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城市,广州政府悬置“两为主”原则长达9年。直到2010年,广州才颁布第一个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入学的文件《关于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明确政府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责任。

长期以来,广州市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仰仗市场解决。2010年前,广州公办学校接收非户籍儿童比例一直低于40%,而这个数据北京在2006年是63%,上海在2008年是61.06%。

新蕾学校门口悬挂着学校所获荣誉和“积分入学”申请指南

 

去年下半年开始,新蕾学校学费从每学期4200元涨到低年级4500元,高年级4800元。周显琴坦言,这个价格在广州处于中低水准,,“一般学校都收到6000左右,我们算低的,因为发改委三年才允许你调价,我们基本上每三年都会调一次。”

在广州,政府对于民办学校招生有相应的补助,每个学生每学期675元,交学费的现场可以直接减免,只需学生家长签名确认即可。然而675元还是远远不够,早在十年前,上海给予民办学校生均经费是每年2000元。

在帮扶流动儿童入学方面,上海政府一度是“模范”。2008-2012年,上海实施“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通过放宽班额、简化入学条件、增加校舍提供15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实现全部流动儿童免费义务教育。

但是,上海的利好政策并没有长久。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规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上海开始提高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门槛,实行“积分入学”政策。

周显琴把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希望放在了去年刚生效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新版《促进法》将民办教育分为“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提供义务教育的学校均为“非营利性学校”,规定“学校出资人不可获得办学利润”。

“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准盈利,不能乱动钱,就算学费多了,结余下来的钱用来改善教育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学校方方面面可能会好一些”,周显琴解释。

对于广东何时颁布具体细则,他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文君、黄岚、祝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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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后转载自公众号「布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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